[22] 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五《刘焉列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444页。
[23]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下《郎顗襄楷列传》下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85页。
[24]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彪列传下》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86页。
[25]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八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22页。
[26]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46页。
梁启超《新史学》的理论价值
一、《新史学》——中国史学走向变革的宣言
100年前，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史学》一文。梁启超纵观中外社会历史的进程和现状，联系中外史学之差异，乃大声疾呼：“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1]此文依次阐述了六个问题：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文章主旨在于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而其根本目的则在于“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