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尚、高更、修拉和凡·高并未组成某个团体，但后人常将其合称为“后印象主义”（Post-Impressionists）。在他们活跃的19世纪末期，工业化已经彻底改变了人类生活，城市不断扩张，人群涌入城市并远离传统生活习惯。最终，白炽灯突然开启，发出刺眼的光亮，原本根深蒂固的昼夜规律就此被抛弃。这一时期的绘画是一种超然出世的象征主义，让人感觉悠久的绘画传统已经走到了终点。这一传统曾为自然世界创造出许多生动优美的画面，而后印象主义绘画就是对这个时代的告别。
这些画作都有着密集的笔触与自由的形态，其中也埋藏着未来绘画的种子，也就是对人造符号日益强烈的痴迷。这当然算不上什么新鲜的想法。从最早的洞穴壁画到丢勒《忧郁Ⅰ》中丰富的象征寓意，符号构成了人类打造的大部分图像。但是，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符号焕发出了新的生命，成为诗歌意象与绘画画面之间不甚清晰的联系，并将该两者与音乐交融在一起。这股浪潮在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被正式命名为“象征主义”（Symbolism）[516]。作为这一运动的先驱，埃德加·爱伦·坡将以往浪漫主义风格的许多方面都发展到了极致，他的作品不仅有着捉摸不定的形式，还充满了丰沛的灵性。正如诗人斯特凡·马拉美所说，人不必言明一物，“而是加以暗示，加以感召——这就是想象的魅力”[517]。用暗示的方法来表现世界万物，也就是认为自然归根结底是不可知的。现实既然是一种幻觉，也就不再是绘画的目的：艺术家们转而去追求这种奇怪、神秘而诗意的不可知性，正如夏尔·波德莱尔在他的诗歌《应和》（Correspondances）中所说，“自然是一庙堂，那里活的柱石/不时地传出模糊隐约的语音”[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