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时期，杜佑撰《通典》巨著，从会通和分门两个方面继承、发展了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写出了第一部结构严谨、规模宏大的典制体通史，从而突破了编年、纪传“二体”的格局。《通典》的巨大影啊和众多续作，使典制体史书卓然而立，成为中国史书的又一种主要表现形式。《通典》从典章制度的制订、演变，探讨它对为政得失、民族关系、社会进步、历史进程的影响，这是全面地突出了历史运动中主体与客体如何协调的问题，在历史认识上有重大意义。《史记》和《通典》都足以证明，史书体裁绝不仅仅是史家对史书表现形式的选择，它也反映着史家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这也是中国史书体裁之辩证发展的一个方面。
晋唐之际数百年间，史学家们对编年、纪传二体孰优孰劣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余波所及直至宋代。尊《春秋》《左传》者，指摘司马迁改变了圣人为史之体；崇《史记》《汉书》者，备言纪传体存在的必要。刘知幾《史通·二体》篇，分别指出编年、纪传二体的长短，结论是“考兹胜负，互有得失”，“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在二体孰优孰劣上持公允的态度，但他没有从理论上回答导致这场争论的原因。唐后期皇甫湜撰《编年纪传论》一文，从理论上对史书体裁的发展提出新的认识，他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