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欧洲“中国热”的最顶峰时期，也不是像辜鸿铭设想的纯粹出于一种文化关怀和对东方发自内心的认同，而中国不过是西方自身现实观照的投影，这正应了萨义德和竹内好对“现代性”所做出的判断：西方是依赖于东方来确定自身的形象的，然而对于辜鸿铭而言，西方不同国度对中国想象的差异性已变得不甚重要，关键在于西方19世纪以后逐渐放弃了文化价值在整个社会秩序中的主导作用，而变成了贸易资本家和金融商人利益的传声筒：
上一世纪的欧洲的自由主义富于文化教养，今日的自由主义则丧失了文化教养。……前一世纪的自由主义是为公平和正义而斗争，今天的自由主义则为权利和贸易而战。过去的自由主义为人性而斗争，今天的假自由主义却只是竭力促进资本家与金融商人之既得利益。[74]
由此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建立在民族国家武力扩张基础上的文化民族主义对辜鸿铭的认同确非其初衷，辜氏更多地是想让西方放弃民族国家的霸权原则，而仅仅从文化立场上立论。
辜鸿铭作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突出代表，他所面临的问题具有某种共通性，那就是近代文化保守主义者都企图以一种文化价值替代和统摄整个人类历史和未来的发展，并想借此对抗西方现代性的扩张力量。而西方的浪漫派人物如卡莱尔等人虽然也激烈批判西方现代化的弊端，可却并没有认为仅依靠单一国家如英国的价值观就可以拯救世界。西方知识界除了“二战”前后的德国民族主义兴盛时期外，好像并没有谁认为某个国家或民族的价值观和文化能够代表整个欧洲或西方世界，而总是以民族国家的边界为单位来间接地谈论所谓“欧洲文化价值”的内涵。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则几无例外地，似乎又是理所当然地把中国的文化价值等同于亚洲的文化价值，而甚少注意别国文化的独特性，比如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建构亚洲文化体系中的作用。而由于中国在近代与列强角逐时日趋衰落，以致一些邻国如日本早已不承认中国文化在亚洲的中心地位，[75]在经济飞跃的同时一直暗藏机锋地抢夺文化老大的旗帜。所以最近有的韩国学者提出应在东亚邻国之间关系互动的背景下来建构自己对亚洲文化的认识框架，[76]而不要总是在争夺文化中心的乱战中消耗掉内力，最终无法以合理的心态与西方展开对话。笔者想这一提示应该也同样适用于对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理论旅行”状况的评价。至少在各种思想史研究的流派之中，应该给近代中国“理论旅行”的研究以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