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外国教育史学科来看，培养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外国教育史研究和教学的工作者，就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因此，学习苏联教育史工作者对于教育史教材建设、教育史研究方面的工作经验，就成为新中国外国教育史工作者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从译介苏联的教育史教材到聘请苏联教育史专家来华授课、亲自指导，外国教育史工作者(包括中国教育史工作者)全面开启了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经验的历程。“以上工作对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全部停用新中国成立前译著的主要反映西方教育发展的外教史教材和教学参考读物后，苏联的教育史教材和论著填补了外教史教学的空缺。这些外教史教材与论著提出了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考察人类的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遗产的问题，并取得了某些成就，使我国学生学到了外国教育史方面的新知识。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教育论著和克鲁普斯卡娅、马卡连柯教育著作的出版，更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苏联教育理论武装了我国广大师生和教育工作者，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第二，正是在这一时期，培养了我国自己的外国教育史教师和科研队伍”,“在此基础上，我国自编的外国教育史教材和论著开始出版。例如，北京师大、华东师大、东北师大教育史教研室都编印了《外国教育史讲义》,南京师院与河南师院也编印了《世界教育史》,作为交流教材。北京师大毛礼锐教授和张鸣岐同志编写的《古代中世纪世界教育史》于1957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杭大郑晓沧教授编译的《柏拉图论教育》于1958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①“这一时期的外国教育史研究遵循唯物史观，在强化学科的党性原则和采用阶级分析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为学科发展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但由于‘左’的干扰，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学科发展相当迟缓，比起二三十年代的研究，在数量上远远赶不上。”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