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特别是皖南事变之后，国统区紧张压抑的政治空气反更激发了郭沫若的创作激情。仅1942年就创作了四部以战国历史为题材的史剧：《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随后又写出以元末历史为题材的《孔雀胆》（1943）、以明末历史为题材的《南冠草》（1943）。史剧创作的爆发得益于郭沫若在抗战期间更为成熟的戏剧观，即“失事求似”的艺术原则：所谓“求似”，就是对历史精神尽可能真实准确地把握与表现；所谓“失事”，就是在此前提下，“和史事是尽可以出入的”。史剧家可以自由想象、大胆虚构，以完成“用历史题材来兼带着表达并批判当代的任务”。
以《屈原》为代表的六部史剧，不仅主题鲜明，以借古讽今、“借尸还魂”的手法传达了反侵略、反投降、反专制，团结御侮、坚守气节的民族精神；而且在艺术手法上为抗战史剧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推动了历史剧整体水准的提高和成熟。其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第一，沉郁壮美的悲剧精神。作者善于从重大历史题材中提炼并设置悲剧冲突，在二元对抗之中突出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历史趋势，为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罩上庄严崇高、壮烈雄浑的光环。第二，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性特征。外在形式上，善将诗篇融入剧情，以大量的民歌、抒情诗或富有韵味的长篇独白来增强剧作的韵律感和诗意氛围；内在情感上，往往以道德光辉来激发英雄人物的战斗激情，来鼓动英雄人物对光明理想的执著追求，以精神光芒的绽放来消解个体生命消殒的悲伤。第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大都取材战乱纷争的易代之时，与当时的抗战现实有着相通的精神内涵。屈原、聂政、高渐离等悲剧主人公杀身成仁的壮举，为民族成员提供了崇高伟大的道德楷模和精神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