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论创造社之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意义》，载《文学评论》，2009（1）。
11.研究者们关注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一、关于传统与现代性：旷新年在学衡派研究方面贡献很大，尤其在理论上比较有深度。他提出，学衡派是最早对现代性和启蒙主义进行批评的，这已经涉及文化保守主义的核心问题。他认为，五四新文化派总想寻求“根本解决”的办法，缺乏健全的心态和清明的理性，使传统受到毁灭性打击。从“反传统”到“接着”传统，学衡派是一个转折点。他还指出，学衡派和新儒家在思想上一脉相通，都强调儒家的信仰、情感价值，他们都是学术知识分子，有很强的文化使命感。……也有学者不同意单纯以文化保守主义来肯定学衡派，李怡是其中的代表。他认为五四并非完全反传统……他指出，五四和学衡派对于传统文化都进行了选择和改造，前者重在“解放发扬”，后者重在“整理收束”，他们的思路是相通而非对立的。二、学衡派与新人文主义：学者们普遍认为，新人文主义不但增加了学衡派对传统文化的自信，而且使他们眼界更开阔，能够提出世界性的文化理想……表现在重视文化与批评的社会功能，有强烈的文化危机意识和使命感……也有学者对新人文主义的负面影响进行分析。李健中提出，新人文主义是针对西方文化危机而提出的，不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而且它只是创造世界新文化的一种理想，学衡派想以此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是不切实际的，结果必然失败。三、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多数学者认为双方各自都有其历史合理性，又都有其局限性。学衡派是反观五四的一面新镜子，从中映照出新文化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功利主义、激进主义等等。但许多学者并没有满足于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一方，而是深入探讨双方共同存在的问题，这是值得肯定的。罗岗、魏建等都提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五四新文化派难以容纳保守主义，也使学衡派陷入农民起义式的狭隘心理中，只想“取而代之”。双方互相对立而没有互相交流、取长补短，这是文化上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