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武汉后，国民政府的外交目标是更正不平等条约，争取国际承认，进行方针大体是：以民众运动为后盾，尽量用外交手段达到目的，以避免列强借口发动武装干涉。其主要策略是分化列强，各个击破。具体而言，是拉拢日本，中立美国，集中力量对付英国。当时武汉市民中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禅：“外国人有好有坏，苏俄最好，德国次之，英国最可恶。”在“集中目标反英”的口号下，反日情绪大为低落。武汉时期几乎没有发生过抵制日货的运动。
这个时期列强的对华政策，亦随着中国南北局势的变化而调整。南方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使列强意识到新的国民政府有可能统一全国，而北洋军阀的分裂和混战，使北京中央政府早已名存实亡，在这种情况下，死守支持北京、敌视南方的旧政策显然是不明智的。同时，列强各国为了维护自己在国民政府辖区内的既得利益，也需要同南方国民政府直接接触和交涉，于是摆出中立、观望的姿态，开始逐步调整同中国南北政权的关系。对1926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垮台后频繁更替的北京内阁，列强一直未发正式承认照会，只作为“事实政权”与之交涉；对于南方国民政府，列强虽不承认，但亦不拒绝与之建立实际交涉关系。北伐以前，广州国民政府鉴于本身尚局促一隅，暂时没有要求各国给予正式承认，只要求各国仿照民国初年的先例，实行就地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