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文学思想带有某些超前性,现在已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与他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或革命家,多未能摆脱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的束缚,要求文学为当时的政治服务,无视文学自身的独立价值。如梁启超当时这样来论小说的作用:“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21]又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22]这不但对文艺期待太高,而且把文艺与政治联系得太紧。当时另一学者蔡元培也说:“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这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23]这种工具论把文艺看成某一时期的主流思想的形象的图解,这种文艺思想使文艺沦为政治的奴婢,作家也单纯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喉舌。
相关影视:韩国电视剧冷月女神